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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簡介
看過龍應台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》,
你也不能錯過…關於1949 台灣人的故事
關於1949的故事,不是只有老兵和戰爭,
在島嶼此岸,二十六歲的青年李登輝、彭明敏,
四歲的滿洲國御醫遺腹子黃光國,
在一九四九的時空下,這些人和他們那代台灣人的生命,
交織出怎樣的台灣命運?
他們的故事,對我們和我們的未來有何影響?
兩岸大未來—牽動兩岸局勢的關鍵變化
該如何「合中有分,分中求合」,
既能顧全台灣「面子」,又能共創兩岸雙贏「裡子」?
讓亞細亞孤兒的悲情,在我們這一代終結!
李登輝:我是不是我的我
~ 唯有了解台灣人在認同問題上所遭受的苦難,才能明白:面對「不是我的我」,是什麼意義。
彭明敏: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
~ 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,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,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。
黃光國:我希望自己是「最後一個亞細亞孤兒」
~ 我的父親黃子正之所以會成為「末代皇帝的台灣御醫」,是因為他獨特的台灣人身分;可是,這樣的身分認同,也導致我們一家不幸的際遇。我成長的經歷,讓我充分體會到「亞細亞孤兒」的悲哀。我在學術研究和社會運動方面大半輩子的努力,也是希望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,自己是「最後一個亞細亞孤兒」……
中國的末代皇帝vs. 台灣最後一個亞細亞孤兒
社會心理學大師、《民粹亡台論》作者、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最新力作!在非藍即綠、非獨即統的制式思考之外,另闢蹊徑,加入歷史縱深與心理學分析,為兩岸關係找尋新出路,終結「亞細亞孤兒」的悲情命運。
這是一本思索台灣前途的書。作者認為,當前兩岸三黨的政治人物都患有不同類型的「心理疾病」,都無法面對兩岸的政治現實,對台灣前途所提出的主張,難免有所偏頗。
因此,作者從歷史出發,說明殖民統治對台灣人心理的深遠影響,以及台灣知識份子的「中國情結」;並且為兩岸三黨的政治人物做出「心理診斷」;接著以彭明敏、李登輝和作者本人為例,說明三個台灣人的生命經驗差異,如何影響到所提出的兩岸關係「處方」的不同。以及,兩岸該如何「合中有分,分中求合」,既能顧全台灣「面子」,又能共創兩岸雙贏「裡子」的終極解答。
作者簡介
黃光國
台北市人,出生於1945年11月6日。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,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,致力於結合東、西文化,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,發展本土社會心理學。著有《知識與行動: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》、《民粹亡台論》、《教改錯在哪裡?》、《社會科學的理路》、《一中兩憲:兩岸和平的起點》、《儒家關係主義:哲學反思、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》、《反求諸己:現代社會中的修養》,以及中英文學術論文一百餘篇,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、優良研究獎十餘次、教育部國家講座兩次。曾任國科會特約研究員、亞洲心理學會會長、國科會卓越計劃主持人,目前為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及總統府國策顧問、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,台大講座、傑出人才講座及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,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。
目錄
自序 追尋新台灣精神
Part I:告別亞細亞的孤兒
第一章 糖飴與鞭子:後藤新平
第二章 中國情與結:吳濁流
第三章 台灣的共同命運:彭明敏
第四章 從台獨到獨台:李登輝
第五章 最後的亞細亞孤兒:黃光國
Part II:兩岸三黨的心理診斷
第六章 「自我封閉症」的民進黨
第七章 「賣台恐懼症」的國民黨
第八章 「歷史偏執狂」的中國共產黨
Part III:新台灣人逆轉勝
第九章 一中三憲—兩岸如何創造雙贏?
第十章 兩岸共治—儒家文化復興的意義
序
作者自序
追尋新台灣精神
台大心理系教授 黃光國
我也是「政治受難人」的後代。
家父的「政治受難」經驗,跟「二二八事件」或「白色恐怖」的受難者極為不同,我個人特殊的成長背景,也使我對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懷有強烈的焦慮感。我是第七代的福佬人,祖先在清朝乾隆年間渡海來台,世居於台北市迪化街。我的祖父是日據時代的公醫,父親黃子正是「台北醫學專門學校」(即「台大醫學院」的前身)的畢業生。一九三二年,末代皇帝溥儀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植下,在東北建立滿洲國。溥儀本人體弱多病,需要一位西醫照顧他的健康,當時日本人不准他聘用中國醫生,他自己又擔心日本人害他,因此經由新竹籍外交大臣謝介石的引薦,聘請了一位台灣籍的西醫黃子正。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,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,關東軍騙溥儀說:天皇要送他到東京去接受保護。溥儀和弟弟溥傑挑了兩位妹夫、兩位姪子、一位隨侍,以及他最信任的西醫黃子正,登上日本人為他們準備的小飛機。
不料關東軍卻把他們交給了蘇聯軍。蘇軍把溥儀一行人送往西伯利亞伯力城的集中營,關了五年後;移交給中共,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了七年。家父既不是軍人,又不是政府官員,因此一九五七年經中共最高檢察院裁定免起訴處分,並安置在遼寧鐵嶺勞改醫院,擔任醫師。兩年後逝世。
亞細亞孤兒的認同危機
我父親在大陸工作十四年,在集中營裡也被關十四年。就這一點來說,我也可以算是「政治受難人」的後代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,我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,是遺腹子,從未和父親見過面。出生後不久,國共雙方開始在長春市展開拉鋸戰,我的母親眼見情勢不對,帶著襁褓中的我和兩位姊姊,跟隨台灣同鄉會,逃難回台灣。我們從東北逃到天津,再到上海等船,總共花了半年時間,回到台灣時,幾乎是傾家蕩產、一無所有。
在我成長的記憶裡,在國民黨「一黨獨大」的時代,一提到「滿洲國」,便要在前面加個「偽」字,為滿洲國政府做過事的人,也一律被打成「漢奸」。為了免除不必要的困擾,我們總是盡量避免提起家父曾經擔任「末代皇帝御醫」的這段往事。
然而,我成長的這段經歷,使我一生都在不斷思索生命存在的意義。在我看來,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就是在尋找現代化的道路,而現階段台灣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「復興中華文化,宏揚台灣精神」。這個說法看來十分「八股」,可是,倘若我們回顧台灣光復後的歷史,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:當中共在大陸搞文化大革命的時代,台灣卯盡全力從事經濟建設,為日後的「東亞經濟奇蹟」奠下了基礎,也讓鄧小平下定決心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。蔣經國晚年開放大陸探親,大批台商蜂湧到大陸投商設廠,將「愛拚才會贏」的台灣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。在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,我和許多台灣人民一樣,對兩黨式的民主政治有過很高的期待。陳水扁執政時代,兩岸關係緊張萬分,台灣社會內部動盪不安,更使我內心產生強烈的反感:目前有上百萬的台商在大陸工作,他們的生活處境和我父親年輕時代十分相似。萬一兩岸發生軍事衝突,他們便可能遭遇像我家當年一樣的命運。這真是於心何忍!
台灣的戰略性武器:中華民國憲法
根據本書的分析,兩岸政治現狀的最佳描述方式是「一中兩憲」,破解兩岸僵局的上上之策則是「一中三憲」。然而,台灣社會中的許多政治人物卻看不清這樣的現實,當然也想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法。二○一○年元月六日,武漢中南財經法政大學教授喬新生以〈海峽兩岸最大公約數〉為題,在《聯合報》上發表了一篇文章,文中很正確地指出:
『對台灣的執政者來說,解決台灣島內問題,有一個無堅不摧的戰略性武器:「中華民國憲法」。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憲法,中華民國憲法起到了尋求共識、凝聚共識的作用。』
『誕生於大陸的中華民國憲法堅持「一個中國」的原則,其版圖值得現在所有中國人羡慕。如能重新喚醒中華民國憲法,不但可蕩滌台灣島內的一切汙泥濁水,徹底擺脫兩岸交往的政治困擾;而且可為兩岸政治談判確定基調,讓兩岸決策者意識到,為了中華民族的大業,必須捐棄前嫌,承認歷史,繼往開來。』
以「一中兩憲」為體、「一中三憲」為用的「兩岸統合」理論便是建立在堅持「中華民國憲法」的精神之上。在二○一○年元月下旬所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,暨南大學的翁松燃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,題為〈未來兩岸政治定位之可行方案〉,文中提出了台灣的十一種定位模式:
一、獨立(包括國協安排)
1.台灣共和國(新加坡模式)
2.台灣 (中華民國)(陳水扁式一中一台)
二、半獨立 (未來台灣的可能方向)
3.台灣 (聯軍佔領地)(台灣地位未定論)
4.台灣 (中國保護國)(芬蘭模式)
三、一中原則
5.「台北中國」(沈君山「一屋兩室」;張亞中「一中三憲」;德、韓模式;李登輝後期)
6.中華民國(台灣)(李登輝早期及國統綱領;分裂中國,一國兩區)
7.中華聯邦中的台灣自治邦
8.「中華台北」(奧運模式、WTO、WHA)
9.「中國台北」(亞銀模式、「一國兩制」)
10.台灣大行政區(李家泉「一國兩制台灣模式」)
11.台灣特別行政區(「一國兩制」港、澳模式)
由於「兩岸統合論」的基本精神是「合中有分,分中求合」,能夠滿足大多數台灣人民的要求,所以翁教授認為:「若說定位是為了決定國家最終命運,則獨派大都只會選擇前四種之一,理性又溫和的綠色人物或會勉強考慮第五種。統派應會在後七種之中衡量情況定奪。」
可是,「台獨理論大師」林濁水卻認為:作者跟張亞中教授所提出的主張「邏輯性很強,可行性很低」。所謂「邏輯性很強」是指我們的理論「無懈可擊」;「可行性很低」是他認為「中共不會接受」。翁教授在他的大作中也指出:「北京當局至今不容對等的政府關係,讓北京中國與台北中國共存,崛起的中國無此雅量。」
可是,我卻認為:只要我們的主張在「理」上站得住腳,在邏輯上「無懈可擊」,我們便應當抱著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大無畏精神,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,跟大陸進行談判,全力促其實現。從本書第九章我們跟中共涉台學者的初步接觸來看,中共確實很可能堅持不接受本書的主張,表現出「歷史偏執狂」的症狀,可是我們更同意喬新生教授的觀點:「對於大陸的執政者來說,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是不容改變的事實,但是大陸的執政者從沒放棄台灣。既然兩岸都承認中華民國的版圖,那麼兩岸的政治談判就是一個『政權』談判。政權之間的談判,無非是分享權力的問題。除非回到蠻荒時代,你死我活,否則兩岸的執政者總能找到分享政權的總體方案。」
從翁教授的評估中,可以看出:兩岸分享政權的最佳「總體方案」,就是堅持「一中兩憲」的立場,並以「一中三憲」進行「兩岸統合」。令人遺憾的是:根據我在本書中的分析和診斷,現在不僅獨派的李登輝患有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,陳水扁患有「戀屍癖」,連執政的國民黨也罹患了「賣台恐懼症」,正如喬新生教授所批評的:他們「忽視了憲法的存在,不敢以憲法對付民主進步黨,也不敢以憲法為依據,對外公開宣稱自己的正統地位。」「面對民進黨來勢洶洶的台獨活動,執政者居然進退失據。連台灣島內都無法治理,怎能期望他今後在大陸有所作為?」
《吳子兵法》說:「有道之主,將用其民,先和而後造大事」。「不和於國,不可以出軍;不和於軍,不可以出陣;不和於陣,不可以進戰;不和於戰,不可以決勝」。當對岸聲聲催促要跟我們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候,我們不僅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強項,甚至連自己的國家定位都還爭議不休、缺乏共識;這種分崩離析、自亂陣腳的局面,如何跟對岸進行「兵矢相接、針鋒相對」的談判?
歷史的中國,未來的中國
我一生的學術研究,其實都是在對自己幼年時期的心理創傷進行自我療癒。這本書則是在對兩岸政治人物進行「意義治療」。我十分明白,今天我們要以「一中兩憲」描述兩岸現狀,進而以「一中三憲」建構兩岸長期穩定的和平關係,最大的障礙來自深綠人士「逢中必反」的「自閉」性格。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,這種「自閉」傾向祇會使台灣脫離現實,而深陷在「鎖國」的困境裡。要走出這個困境,台灣人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:當前的「中國」是處在「兩岸分治」的狀態。本書所說的「一中」,則是錢其琛「一中新三段論」中所指的「中國」,是「亞細亞孤兒世代」所認同「歷史的中國」;也是我們的未來世代可以坦然認同的「未來的中國」。這個「中國」可以用我的名字來加以詮釋:
我是光復那一年出生的,當時我的長輩直覺地以為世界大戰結束,日本人戰敗,從此國家恢復太平了,所以為我取名「光國」。這個名字銘記著當時東北台灣人的認同。這個「國」不是「滿洲國」,因為滿洲國已經被消滅掉了。也不是國民政府的「中華民國」,因為中華民國是消滅滿洲國的敵方;更不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,因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根本還不存在。這個「國」是「中國」,是先於滿洲國、中華民國,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存在的「中國」;也是認清近百年中國歷史走向之後,可以讓我們「復興中華文化,宏揚台灣精神」的「中國」。認同這個「中國」有什麼不對呢?
十幾年來,藍、綠惡鬥使台灣一直深陷在「內耗」的泥淖之中。對岸在「摸著石頭過河」之後,已經悄然上陸,正在啣枚疾走。時不我與,台灣人民如果不儘快從政治人物佈下的迷魂陣中醒悟過來,發奮圖強,重振「台灣精神」,將來想要急起直追,恐怕再也沒機會了。
詳細資料
- ISBN:9789862411803
- 叢書系列:
- 規格:平裝 / 304頁 / 17 x 23 cm / 普通級 / 單色印刷 / 初版
- 出版地:台灣
- 本書分類:> >
內容連載
我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。那一年,台灣光復,吳濁流的《亞細亞的孤兒》完稿。時至今日,台灣的前途仍未砥定,許多台灣人對「亞細亞孤兒」一詞仍然心有戚戚。我幼時的成長背景使我對「亞細亞孤兒」的概念特別敏感,我在學術研究和社會運動方面大半輩子的努力,也是希望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能夠有合情合理的安排,自己是「最後一個亞細亞孤兒」,讓下一代的台灣人不再感受到「亞細亞孤兒」的悲情。
滿洲國建立之初,溥儀體弱多病,雖然已經有三位中醫侍醫,還想找一位西醫,照顧他的健康。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希望他再用中國醫師,他自己又不信任日本人,雙方折衝之下,鄭孝胥就找「既不是中國人,又不是日本人」的台灣人謝介石,請他替「皇上」找一位西醫。謝介石跟家父本是舊識,即介紹家父,成為溥儀的私人醫生。
因為日夜擔心自己的安危,溥儀得了嚴重的「慮病症」,不僅嗜藥成癖,而且還收藏各種藥品,中藥有藥庫,西藥有藥房。除了「害怕、算卦、吃藥」之外,溥儀的日常生活還有一項「打罵」。由於疑心病極重,成天擔心有人會害他,「脾氣日趨暴躁,動輒打人罵人」。那時大家最怕溥儀說的一句話,就是「叫他下去!」意思就是到樓下去挨打。打傷了再趕快「把醫生叫來搶救」。因此,家父的醫護工作,不僅要照顧皇帝的健康,還包括後宮及宮內侍從的醫療診治。
父親的命運
溥儀的體弱多病以及他對醫生的依賴,在冥冥中決定了黃家日後的命運。1945年8月9日,蘇聯向日本宣戰,到了8月15日,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吉岡向溥儀報告:關東軍已經和東京聯繫好,決定送他到日本去。8月16日,吉岡要溥儀挑幾個隨行的人。因為飛機小,不能多帶,溥儀挑了溥傑、兩個妹夫、三個侄子、隨侍李國雄和一名醫生,也就是家父。
亞細亞孤兒的認同危機
我父親在大陸工作十四年,在集中營裡也被關十四年。就這一點來說,我可以算是「政治受難人」的後代。1945年十一月,我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,是遺腹子,從未和父親見過面。出生後不久,國共雙方在長春市開始展開拉鋸戰,我的母親看情勢不妙,帶著襁褓中的我和兩位姊姊,跟隨台灣同鄉會,逃難回台灣。我們從東北逃到天津,再到上海等船,總共花了半年時間,回到台灣時,幾乎是傾家蕩產,一無所有。我幼年的成長經歷,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「亞細亞孤兒」!
對於台灣人的認同問題,我有非常深刻的感受。我是光復那一年出生的,取名為「光國」,這個名字銘記著當時東北台灣人的認同。這個「國」不是「滿洲國」,因為滿洲國已經被消滅掉了。也不是國民政府的「中華民國」,因為中華民國是消滅滿洲國的敵方;更不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,因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根本還不存在。這個「國」是「中國」,是先於滿洲國、中華民國、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存在的「中國」。
當時我的長輩直覺地以為世界大戰結束,日本人戰敗,從此國家恢復太平了,所以為我取名「光國」。那裡曉得回到台灣後,國民政府一提到「滿洲國」,便要在前面加個「偽」字,為滿洲國政府做過事的人,也一律被打成「漢奸」。為了避免困擾,我們也盡量不去提起家父曾經擔任過「溥儀醫師」的這段往事。
用心理學的角度來說,在我幼年成長的歷程中,由反思自身存在而產生的「自我意識」,最明顯的特色,應當就是「父親缺位」的「孤兒意識」。在尋找「自我認同」的過程中,每一種認同都令我感到焦慮不安。
(摘自第五章)
佛經是佛所說的信佛、學佛,而至成佛的方法。方法無邊,所以佛經的數量和名目也很多,在我們這裡,最適用和最通行的,則有《法華經》,《華嚴經》,《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》,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》,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,《佛說阿彌陀經》,《心經》等。 誦經的起源,出於印度釋加佛的時代,因當時的佛經,既沒有印刷本,也不用抄寫本,都是靠著以口傳口地口口相傳,所以,要聽佛的弟子們代佛說法,往往是聽他們將所曾聽過而已熟記的佛經背誦出來,自己要想熟記某一部佛經,也得下工夫把它背誦出來,到後來,誦經便成了學習佛法和宣傳佛法的基本工作。 但是,佛教徒為何要把某一部經,誦到爛熟之後,還要在佛像之前一遍又一遍地誦呢?這有兩層理由。 第一是把佛經當作一面鑑察我們心行標準的鏡子:凡夫難保自己不犯錯,有時犯了錯,尚不能知錯改錯,但當面對佛像,口誦佛經之時,就同聽到佛在親口說法來教誡我們一樣,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策勵修行;已經犯的過錯,趕快改正,尚未犯的過錯,決心不犯,已經修的善功,努力增加,尚未修的善功,立志去修。這像一位愛美的女士,閨房中有了鏡子,出門時也要隨身攜帶鏡子,早晨照過鏡子,偶一動作之後又要再照鏡子,今天照了鏡子,明天、後天、大後天,乃至明年後年,還是要照鏡子,那無非是為要保持或增加她面容的整潔美麗而已。 第二是將誦經當作代佛說法的神聖使命:佛法的主要對象是人,除人之外,六道眾生之中,尚有天、神、鬼,以及少數的傍生或畜生(動物),也能信受佛法。所以,雖在無人之處,或在無人聽懂所誦的經義之處,只要有人誦經,就有異類的天、神、鬼、畜,來聽我們誦經。天、神、鬼三類的眾生,以及部分的傍生,均有或大或小的神通,我們誦經之時,只要專誠,即能感應它們來聽經。若你為你亡故的親友做佛事誦經,你的誠意初動,你那親友的亡靈,就已得到了消息,必定會如期前往聽經;亡靈的靈性特別高,縱然在生之時從未聽過一句佛法,死後聽經,也能依其善根通解信受。 師傅微信:180337013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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